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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轨道交通占比看，东京地铁线仅占总里程的20%，相比北京这个比例算小的；从轨道交通站的密度分布上看，东京都每平方公里有1.3km的轨道里程，有1个轨道交通站，而北京每平方公里仅有0.4km轨道里程和0.2个地铁站。粗比一下，不难发现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仍有待完善的空间。

事实上，中国意识到并想要加速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是没有先兆。自2018年12月以来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中国发改委密集批复了六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，2018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指出：基建的重心不再是房地产，而是城际交通、物流、市政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。

但是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外资机构大步进入国内市场，国内金融机构也将因此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对于国内金融机构来说，目前存在的同质化竞争严重、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都亟待解决，因此必须要大力发展差异化、多元化、国际化，通过整合优质资源发挥本土优势，形成业务核心增长点，这样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
这些企业是否能站稳1000元价格带？一名业内人士含蓄表示，这就要看各家企业本事，需要它们各显神通了。也有投资者不客气地评价称：“看谁能把泡泡吹得更大，在阳光下更好看。”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，白酒企业涨价的频率、广度都令人有些招架不住：“好像突然一夜之间，1000元的白酒就稀疏平常了。但这跟目前的消费市场并不匹配。在蔡学飞看来，其中蕴含着隐患：“高增长其实也伴随着行业价格带脱离的危险，一旦品牌力不足，容易导致消费断档，进而造成虚假繁荣，伤害整个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。”

郭位表示，教改失败产生很多后果。首先大学录取率逼近百分之百，让生源素质下降。相较之下美国长年维持在45%，香港更只有20%。“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但台湾很均啊（所有人都能进大学），所以这句话不对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有些人不读大学也许成就更好。”大学过多，一来压低学费，二来冲击到学生毕业后起薪，三来教授薪水无法调高。郭位一一用数据证实，台湾的毕业生起薪不到GDP的50%，远低于美国；教授薪资也惨不忍睹。郭位主张给有实力教授高薪才能专心研究，科研产出才能回馈到国际化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，按照刑法规定，任何人因为犯罪行为而取得的非法财产，都应当完璧归赵，公安机关有权追缴，待法院作出生效刑事判决后再发还被害人。一些公司的管理层打着各种名目，瓜分了广大投资者的血汗钱，不追回显然说不过去。不过，刘俊海也表示，追缴工资涉及到刑法跟劳动法的平衡，每个人对于自己取得的合法劳动收入皆有产权。但是违法取得的财产，如涉案平台拉下线拉人头获得的提成是违法所得，当然也就不受保护。